某资产管理公司会议室里，一份《债务重组协议》被重重拍在桌上。债权人代表面露喜色，债务人却冷冷回应：“这章不是我司的。”短短一句话，让原本看似板上钉钉的千万元追讨案，陡然陷入迷雾。这不是虚构的商战情节，而是北京某知名律所代理的一起真实纠纷——在债务重组过程中，追讨方持有对方盖章的协议，对方却坚称印章系伪造。

这类案件的核心在于：盖章的法律效力与真实意思表示的认定。《民法典》第四百九十条明确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当事人均签名、盖章或者按指印时合同成立。但现实中，盖章的主体是否真实、盖章行为是否代表真实意思表示，往往成为争议焦点。

2019年，最高人民法院在“（2019）最高法民终1535号”案件中确立了一项关键裁判规则：当公司对盖章文书不予认可时，主张合同成立的一方需举证证明盖章行为系公司真实意思表示或存在表见代理情形。这一裁判逻辑，将举证责任从“盖章即有效”转向了“盖章+意思表示”的双重认定模式。

回到前述律所代理的案件。债权人在资产包收购中获得了一份盖有债务人公章的《债务重组协议》，债务人承诺分期偿还1.2亿元，但逾期未履行。律所代理债权人起诉后，债务人向法院申请公章鉴定，主张该印章与工商备案不一致，协议无效。案件经历了激烈的证据交锋。律所团队深入调取债务人此前的合同档案、招投标文件及政府批复，发现债务人存在“多枚公章并行使用”的历史，且在该协议签订前后，债务人用同一枚印章签署了其他多份对外文件并获得实际履行。最终，法院综合认定：虽然争议印章与备案不一致，但赖某公司在实际交易中频繁使用该印章，构成长期交易习惯，且债务人的法定代表人参与了协议谈判与签署，应当知晓协议，故认定协议有效，判令债务人依约偿还债务。

这一判决的核心法理在于：公章的法律效力不绝对等于工商备案，而要结合具体使用情境。最高人民法院在《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法〔2019〕254号）第41条中也明确指出：“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应当主要审查签约人于盖章之时有无代表权或者代理权，于是根据代表或者代理的相关规则来确定合同的效力。”也就是说，法庭更关注的是“谁在盖章”，而不仅仅是“章长什么样”。

这一裁判思路对追讨债务的实务操作具有重要启示。对于追讨方而言，单纯持有对方的盖章文件已经不够，还必须在缔约过程中留痕：参与谈判人员是否具有授权、是否存在与对方的长期交易惯例、涉事文件是否被部分履行等，这些辅助证据往往比公章本身更具证明力。相反，对于主张盖章无效的债务人，仅简单否认印章真实性也难获支持，还需证明使用该印章的人员无权代表公司、不存在表见代理情形。

行业启示在于：债务重组过程中，双方应当建立“印章使用确认机制”，建议在签署重大协议时，由经办人对公章与备案章进行拍照比对，并由法定代表人签字确认用章的合法性。同时，谈判纪要、邮件往来、付款凭证等辅助证据的保存，其重要性不亚于末了说的盖章合同。

回到文章开头的场景。法庭判决生效后，债务人试图申请再审，理据是“印章虚假，判决错误”。但最高法的再审审查最终驳回了申请，理由是：即便印章存在瑕疵，但你的人真的签了字、谈了细节、履行了部分义务，就不能以印章的“小问题”否定合同的“大效力”。这或许是对所有商事主体最直白的警示——盖章的人，比章本身更值得认真对待。

合同盖章; 印章效力; 表见代理; 追讨实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