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商事交易中，担保合同是债权人控制风险的重要工具呢。但当债务人违约，债权人提起诉讼后，追索诉讼费成为不少纠纷中的争议焦点。担保人是否应当为债权人追债产生的诉讼费买单？这一问题的答案，并不像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

案件引入：一笔“附条件”的担保承诺

2023年，某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结的一起追偿权纠纷案，在实务界引发广泛讨论。该案中，A公司向银行借款5000万元，B公司作为保证人签订《保证合同》，约定为A公司的借款本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以及“实现债权的费用”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后A公司经营不善无力还款，银行将A公司和B公司一并诉至法院。银行除主张借款本息外，还将律师费、财产保全费、案件受理费等合计130余万元的诉讼费用纳入“实现债权的费用”范围，要求B公司承担保证责任。

B公司抗辩称，其仅在《保证合同》中明确列举的“借款本息及违约金”范围内承担责任，对“实现债权的费用”这一兜底条款持否定态度。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合同约定明确，B公司作为专业担保机构，应当预见到债权人实现债权可能产生的合理费用，判决B公司对包括全部诉讼费在内的实现债权费用承担连带责任。B公司不服，上诉至省高院。

法律分析：诉讼费是否属于“实现债权的费用”

该案的争议核心在于，《保证合同》中“实现债权的费用”这一表述，其内涵与外延如何界定。从司法实践看，最高人民法院在多个指导性案例中确立的原则是：担保合同约定的“实现债权的费用”应当以“合理性”与“必要性”为判断标准。

开头说，诉讼费（包括案件受理费、保全费、执行费等）属于法院依法收取的费用，其产生直接源于债务人的违约行为。当债务人未按约履行债务，债权人不得不通过诉讼途径维权时，由此产生的诉讼费用具有明确的因果关系。因此呢，原则上诉讼费应当被认定为“实现债权的费用”的组成部分。

但问题在于，并非所有诉讼相关费用都能由担保人无条件承担。例如，债权人在诉讼中聘请律师产生的律师费，其金额是否合理、收费标准是否符合行业惯例，法院通常需要进行实质性审查。在上述案件中，省高院最终改判，认为银行主张的130万元诉讼费用中包含部分超出合理标准的律师费，这部分费用不属于担保合同约定的“实现债权的必要费用”，B公司无需承担。

行业启示：担保合同条款的精细化设计

这一判决折射出当前合同担保领域一个被普遍忽视的问题：担保范围的约定过于粗放。许多企业在签署担保合同时，习惯于使用标准模板或简单修改，对“实现债权的费用”这一兜底条款缺乏具体化、可量化的界定。

从风险防控角度看，债权人应当在担保合同中明确列明可以实现的具体费用类型，比如“包括但不限于案件受理费、财产保全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合理的律师费、差旅费等”。同时设定上限，如“律师费不超过债权金额的3%”，以避免日后争议。

另一方面嘛，担保人同样需要保持警惕。在签署保证合同前，应当仔细审查担保范围条款，对于“实现债权的费用”等开放式表述，可以要求对方明确细化，并争取约定“仅对法院依法认定的合理费用承担责任”。尤其是对于高额的律师费，担保人完全有权利主张其不应承担非必要的、超出常规标准的部分。

合同诉讼中的风险博弈

从更宏观的视角看，担保合同纠纷中的诉讼费承担问题，本质上是债权人风险控制与担保人责任边界之间的平衡。债权人通过诉讼向债务人主张权利，其成本不应不设上限地转嫁给担保人；但担保人也不应利用合同的模糊表述，逃避其本该承担的交易风险。

值得关注的是，中国裁判文书网的数据显示，近三年涉及“担保人诉讼费承担”的争议案件数量呈上升趋势，这与经济下行周期中企业违约率上升直接相关。当债务人无财产可供执行时，债权人将追索焦点转向担保人，诉讼费的分摊自然成为双方角力的重点。

结语

合同担保制度的核心价值在于保障交易安全，而非成为债权人转嫁诉讼成本的工具。对于法律实务工作者而言，这一案例提示我们：在起草和审查担保合同时，应当摒弃“大而全”的思维定式，转而追求条款的精准化、具体化。唯有如此，才能让担保合同在真正发挥风险缓释功能的同时，避免因约定不清而引发新的诉讼风暴。

毕竟，担保人愿意为债务人的还款能力背书，并不意味着他们必须为债权人的所有诉讼成本无限兜底。权利的行使需要边界，责任的承担同样不能逾越公平与合理的底线。